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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01-01 08:00:00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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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至尊寶一直在尋找他的月光寶盒,為的是穿越到500年前和他的至愛重逢,他默念暗語“菠蘿菠蘿蜜”,然后天空中閃爍一道圣光,他一生的至愛紫霞仙子在500年前給了他三顆痣。但不是所有穿越都如這般神奇和浪漫,電影《1942》,馮小剛帶領我們穿越到70年前,為我們展現了一段真實的歷史,一次殘酷的大饑荒,一場充滿殺戮與滅絕人性的戰爭。在金逸的IMAX影廳里,電影開場的時候有一段廣告,“別人都是在看電影,而你就在電影里,”說的是IMAX巨幕所能帶給觀眾的那種身臨其境的感受,但是很抱歉,我始終沒有加入到電影里,我和電影保持著理性的距離,既沒有太遠,也沒有太近。

為什么呢?原因不僅是我對真實的歷史充滿著敬畏,更在于我想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思考那個年代所有參與者的命運。我沒法入戲是因為我知道那個年代已經離我太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對電影本身保持著警惕。對于民國時代,尤其是蔣統治時期,我們已經有太多的電影和電視人用他們臉譜化的手法來丑化那個時代,民不聊生、官員貪腐、政治糜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GCD的英明、先進、無私無畏。我并不贊賞任何一種基于美化的丑化,我深怕我看著看著電影的時候,某個地下黨組織,或者某支代表著正義的力量挺身而出,完成了對災民的拯救,我已經厭倦了無恥的歌頌和阿諛奉承,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忠于人的內心和普遍常識的一部電影,那已經和精彩與否無關,而是和電影人和藝術家的良知有關。

馮小剛做了有限的嘗試,也許他還有足夠的力量把歷史還原得再真實一些,但是也許是為了應付廣電總局的審查,也許是還沒有合適的契機來進行更深入的嘗試,他表現戰爭的慘烈只使用了日機對災民的瘋狂轟炸,血肉橫飛的尸體散落畫面,無所不在的日本飛機和空投炸彈,陪都重慶也未能幸免。他沒有用真實的電影語言來描述當時國軍在抗戰前線的浴血奮戰,當年那些在抗戰時期獻出生命的英勇國軍,只是被描述成了軍匪,與百姓爭利、與災民爭食、殘忍、粗暴、目無法紀、自私自利……但是馮小剛成功的塑造了蔣介石和李培基,一個是中國戰區的首席長官,一個是河南省政府主席,清貧的文人政治家李培基滿懷對災民的同情游走在腐朽的官場里,為了向政府求得賑災糧食大費周折,這樣的省政府主席,即使放到今天,也是為官者的楷模。而蔣介石在電影開頭發表的原聲廣播講話,讓我們重新回到了抗戰時代。他在饑荒面前并沒有無動于衷,他去教堂祈禱,懺悔,因為他信奉基督,他也深知河南饑荒的嚴重程度,但是為了抗戰他假裝不知。直到電影的后,他才組織了對災民的賑濟工作,下撥軍糧賑濟災民,并暫緩了閻錫山在山西籌劃中的一場戰役。他為了抗戰親自到老同學家去化緣。我對蔣介石并無特別的好感,但是也絕對沒有特別的惡感,電影拍出了我對他的這種感覺,我相信馮小剛是中立的,至少力求保持中立……抗戰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慘烈戰爭,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決心,無論如何也不能堅持8年,這就是蔣介石以及他的國民政府留給我們今天的財富,否則歷史將如何行進,或未可知。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河南的災荒被置于中國抗戰的大局之下,我表示了起碼的理解。對,抗戰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如果中國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我們將要面對怎樣的悲慘命運?前有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手上沾滿民族的鮮血,現在有對災民的無情轟炸,滅絕人性。若中國盡數淪陷,日本人制造的殺戮可能就遠遠不是幾百萬人……歷史的殘酷就在于此,有時候只給了你二選一的機會,蔣介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災民,因為他沒有更多的資源一邊堅持抗戰,一邊保證民眾的富足,他坐在車子里懷念起自己在北伐時代,所向披靡,和民眾站在一起,而現在他也想和民眾站在一起,卻早已是身不由己。能說出這番話的,我相信他的政治家情懷,馮小剛還原的蔣介石已經不是那個國共對峙時代的萬惡的反動派的化身,他是一個有著歷史擔當,有著無奈,也背負著罵名的獨裁者。有時候我真的想問,假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蔣介石換成另外一個人,他會比蔣介石做得更好嗎?

可悲的是歷史沒有假如,1942年,河南延津遭遇旱災蝗災,顆粒無收,老東家沈殿元本是當地一方地主,家財可觀,糧油充足。一幫饑民自發組成了白吃白喝隊伍,老東家的家被災民哄搶,兒子被殺,自己帶著女兒星星,長工栓柱,老母親和兒媳婦也加入了逃荒大軍,與其他逃荒災民不同的是,老東家還有些家底,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逃荒路上,一個又一個災民餓死,凍死,或者被炸彈炸死,后老東家的全部家當都被兵匪洗劫一空,在緊要關頭,老東家策劃了一次大膽的搶劫行動,他蠱惑瞎鹿和栓柱去搶劫《時代周刊》的戰地記者白修德,一個正宗的美國人,白修德拼死留住了自己的相機,因為那些珍貴的新聞照片是他用性命換來的,而那頭被搶的驢子,因為跑得太快,被瞎鹿找到時,已經成為了國軍dao下的驢肉,瞎鹿想拿回一塊驢肉,結果國軍士兵甲一個槍托就把瞎鹿打倒在滾燙的熱水鍋里,死了……一條生命的消失在當時再也平常不過,野狗撕咬著路邊的尸體,血淋淋的人肉通過鏡頭展現在觀眾面前,瞎鹿的媳婦花枝見丈夫遲遲未歸,她已料到丈夫的命運,她有節制的哭了一場,每天見著那么多的尸體堆積成山,死亡可能已經無法喚起太大的傷悲,他要求老東家賠錢,無奈老東家早已經是窮途末路,當他們終于來到洛陽城下,卻不讓進城,星星把自己賣去做了ji女,換了五斗糧食,栓柱的夢中情人還未圓房就已經香消玉殞,此時花枝把自己嫁給栓柱做了老婆,第二天花枝又把自己賣給一個牛販子,換了四斗米留給老東家和栓柱……命運如此悲慘,只能靠賣身來換回一點糧食和活下去的希望,栓柱和老東家終于終于搭上了西去的火車,而栓柱半路把花枝的孩子弄丟了,無奈跳下火車去尋找失落的小孩,老東家帶著孫子來到西安城外卻無法進城,禍不單行,老東家把自己的后的親人,也就是剛出生不久的孫子給捂死了,而栓柱一路探尋失散孩子的下落,在尋找孩子的路上遇到了日軍,日本軍官要用一個饅頭換走他手中的風車,已經極度饑餓的栓柱丟掉了饅頭,他知道那風車對于孩子的意義,他要替孩子保存一個念想,他去搶奪日本軍官手中的風車,軍官惱羞成怒,ci刀刺向了栓柱,他死前對日本鬼子大喊“日你先人”,我覺得那時的栓柱爺們,也是整部電影有力的正能量,這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保持著后尊嚴而決心抗戰的那種正能量……白修德從河南回來,輾轉見到蔣介石以后,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野狗吃人的照片,蔣介石看后全身顫抖,震動極大,后來白修德的系列照片和災區報道得以躲過新聞審查,在《時代周刊》發表,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蔣介石在輿論壓力下迅速組織了救災行動,避免了更大的悲劇發生……

1942大饑荒,是天災,戰爭和人禍的綜合結果,我以為戰爭為要素,天災為第二要素,而人禍為第三要素,蔣介石槍斃了貪污腐敗的軍需官,但是老東家說了一句”現在他們無論做什么,我都不再相信了。“政治作秀不能贏得民心,因為民心需要時間的培育,需要事實的驗證,也需要統治者的真心呵護,重要的是,民心要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70年前的統治者沒有贏得民心,1949年GMD敗退大陸,偏居臺灣,歷史懲罰了貪腐和昏庸,即使是抗日英雄,歷史也選擇了獎罰分明。

看完電影,我感到馮小剛的真誠,因為他終于沒有像某些國產電視劇那樣,在任何緊要的關頭都派出一支GCD的仁人志士,以神通廣大的救世主形象拯救了民眾,歷史有的,就有,歷史沒有的,不能杜撰,這才是這部影片的可貴之處。馮小剛以拍攝城市輕喜劇起家,創造了無數經典搞笑電影,但是他所有的喜劇電影加起來都不如這部《1942》,因為他帶給我們對于個人命運和國家道路的思考厚重而沉甸,陳凱歌很多年前拍過霸王別姬,張藝謀很多年前拍過《活著》,這都是需要直面歷史和人性的電影,而今馮小剛拍攝《1942》,終于完成了對現實主義電影的完美接力。即使馮小剛拍攝的是民國的饑荒,但是他映射了過去和將來,警醒了統治者如何失去民心,并再現了我們這個民族痛苦的掙扎,苦難的命運和個體的無助。有勇氣揭開歷史傷疤的人有理由獲得掌聲,盡管更大的傷疤仍然寫在我們的歷史上,仍然等著我們去揭開歷史的真相,但是馮小剛的勇氣已經開創了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先河。

1962

1962年,仁慈的白修德記者獲得美國新聞高獎--- 普利策獎,同年的中國發生了歷史罕見的大饑荒,這個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河南災區的戰地記者,不僅改變了千百萬災民的命運,也因為他的作品《中國的驚雷》而影響了歷史的進程,他被廣泛認作GCD和延安的支持者,并因此受到麥肯錫的排擠。1962年,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歷史的殘酷,獲得普利策獎的白修德再一次得到了中國發生大饑荒的消息,他無奈的嘆息:他們再次饑荒,而我卻不能再次見證。

很多人說,歷史不會重演,因為過去不能代表未來。

1962年,當我們的國家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私有化改造,經歷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當大煉鋼鐵砍光了山上的樹木,砸完了群眾家里的鍋碗瓢盆,當超英趕美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當深挖洞廣積糧的戰備動員寫在城市和鄉村的每個角落,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餓殍遍野,和平年代的1962年,中國大地上餓死數千萬人,具體數字目前仍然未有定論,我們中的父輩很多經歷過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隔壁家死了小孩,埋在山上,當天夜里就有人把小孩尸體挖出來,人吃人的現象一度上演,1962年的大饑荒是人類有史以來造成死亡人數多的大饑荒之一,我們的父輩爺爺輩多有經歷過那個不堪回首的時代,很多人餓死,而嚴格的戶口制度甚至禁止饑民逃荒。

歷史的吊詭就在于,為什么更大規模的大饑荒會在和平年代以更慘烈的方式上演?如果說1942是戰爭、天災、人禍的共同作用,那么1962 ,多是人禍犯法,天災坐牢的時代悲劇了,1956年,蘇聯發射了一顆衛星,中國人跟著高興,在國內發起了大放衛星運動,畝產萬斤、十萬斤的神話被當做衛星四處放,毛澤東信以為真,鼓勵人民公社社員”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干“,猛吃了兩個月,1958年秋收后就斷了糧,中央政府認為中國已經解決了農業和糧食問題,號召全民大煉鋼鐵,連宋慶齡都在自家后院建起了小高爐,大煉鋼鐵破壞了生態,也浪費了社會生產力,再加上糧食統購統銷等違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政策,饑荒不可避免的來臨了,并且是人類有歷史記載的大饑荒,老天爺終于以殘酷的方式報復了我們,馮小剛電影后的字幕列舉了國民黨敗退臺灣,他有暗示和隱喻嗎?

歷史并不是輕描淡寫的談資,有時候歷史就是由鮮血寫成的血淋淋的現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自然災害面前保持著斗志和希望,卻一次又一次的被人禍所害,真叫人欲哭無淚。西方人對生命價值的尊重體現了人的至高無上地位,而我們卻更多的用人的生命去創造歷史改變歷史,這是何其的悲慘和苦痛?

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寫了一篇訃告,他稱白修德“將杰出的頭腦、藝術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完美的健康、對人類真誠的關愛”。他稱贊白修德“徹底革新了政治報道的藝術”。但是他批評白修德在記者生涯中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性錯誤:“如同許多討厭蔣中正的人一樣,他反對的是蔣奇跡般的社會和政治權力。他對革命者理想的估價過高,而低估了他們極權主義虐待狂的能力。“是的,他低估了集權主義,更沒有料到20年后,同樣的大饑荒以更大規模和更不可思議的形式再度在中國上演。

白修德已經長眠地下,如同那些在1962年的大饑荒中喪生的饑民一樣永遠的去向了另外一個世界,關于1942的那場災難,白修德充滿了憤怒和悲憫的同情心,而對于1962年的這場災難呢?白修德未留下只言片語。

2012

我們有幸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有衣服穿,有飯吃,還有電影看。
我們有幸可以在電影院欣賞一部立場更公正,視角更客觀的電影。
我們有幸上著網,發著對電影的感想。
重要的是,我們可能不幸被勞教,但是我們感到有幸的是,那些曾經被勞教的人們,正在走出勞教所的大門,重新面對生活。

我們有幸在店招上貼上“保衛釣魚島”的標語。我們可以大聲的說,“釣魚島是中國的”,我們甚至相信,我們一直在下一盤很大很大的棋。瑪雅傳說2012年將是盛世猛然崩塌,世界走向末日的一年,我有幸的是,我從不相信什么末日傳說,至少,我不相信上帝會親手毀滅他所創造的世界,虔誠的基督教徒安西滿充滿疑惑的問神父:上帝看得見這一切嗎?其實上帝看得見人類的自相殘殺,看得見人性的虛無和墮落,看得見丑陋靈魂深處那些無限膨脹的私欲和妄想,因此上帝決定袖手旁觀……但是上帝永遠都不會賦予我們末日,除非我們自己玩死自己。我相信地球不會玩死我們,上帝不會玩死我們,我相信只有我們自己可以玩死自己。

2012,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做的就是還原歷史真相。真誠面對歷史,才能真誠面對當下,我們不僅要把“實事求是”幾個字掛在嘴上,更要把這幾個字當做我們心中的信仰,作為我們行動的座右銘。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在延安、在重慶、在新華日報上,我們所一直宣揚并追求過的自由、民主和憲政,比之50年前的1962年,我們已經做得更好,但是我們所面臨的將不僅僅是饑荒的威脅,還有可能是民族精神的懈怠,社會正義的崩塌,以及貧富不均所帶來的民怨,尤其是貪腐帶給社會的深度傷害,我們已經經歷過太多災難,在歌舞升平之下,更需要盛世危言。它警醒著我們,歷史總會以更好或者更壞的方式重演,而我們必須要做得更好,才有可能避免悲劇發生。

后借用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一句名言祝福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愿死者有不朽的榮譽,愿生者有不朽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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